杨荣文谈不快乐与成就：新加坡的生存意识与职场压力

銳報编辑部｜新闻分析｜2026年9月23日｜9月24日更新

面对新加坡财富与快乐为何未必相称的提问，前外交部长杨荣文说：“不快乐，有时可能是取得成就的先决条件。”据AsiaOne报道，他于9月22日在彭博《The Mishal Husain Show》新加坡特别节目中作出这番回应。

杨荣文回忆，任内公务体系调查发现，贸工部和外交部的工作生活平衡很差，士气却最高。他也提到李光耀的提醒：政府可以承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教育，却不能承诺快乐。

从他的举例看，工作生活平衡很差，可以与部门士气很高同时出现。“有时”和“可能”留下了条件，不能据此推成人人都应接受长期不快乐。将这番话延伸到新加坡的发展，可以探讨忧患意识的作用，但“危机感推动发展”属于分析角度，并非目前核对到的引文中的明确结论。

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面对失业与本地市场狭小的约束。按照政府网站SG101的发展史回顾，1967年英国宣布撤军，进一步加快了出口工业化的步伐。吸引外资带来的不只是资金，还有生产知识、管理经验和国际销售网络；1960年代初已启动的职业培训，则为工厂提供具备一定技能的劳动力。

职业培训需要与企业的岗位需求衔接，招商也需要本地有能力承接生产。两者配合，个人学习和努力才更有机会转为收入，企业也能找到所需人才。对发展动力的解释因此要包括机会从哪里来、劳动者怎样获得进入新行业的能力，不能只停留在个人是否足够努力。

到了1970年代，劳动力短缺推高成本，邻国工业化也带来竞争。SG101对这一阶段的回顾记载，1973年时任财政部长韩瑞生提出两条路径：吸引石化、精密工程等更高价值制造业投资，同时提升工人的技能和生产率。政策应对随约束而变，重点落在提高每名劳动者能够创造的价值；延续早期劳动密集型生产，并不能解决技能与成本问题。

公用事业局的记录显示，1970年代的再生水研究已确认技术可行，但成本和可靠性仍是障碍。膜技术改善后，PUB于1998年组队测试，经示范厂验证、检测和专家评估，首两座新生水厂于2003年正式启用。长期准备也包括等待技术条件成熟、验证结果，而非仅凭紧迫感加快上马。

出口市场、企业投资、技能训练和技术验证，分别回应了当时的具体约束。这些政府回顾为讨论忧患意识提供了背景，但没有单独测量这种意识对发展的贡献，更没有证明国民越不快乐，经济就发展得越好。

回到节目的提问，主持人Mishal Husain并未说明所引幸福排名的出处。《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将新加坡列为第36名，使用2023至2025年的平均生活评价。这个结果不支持把新加坡简单描述为全球最不快乐的国家之一，也不能单凭一项排名解释其发展模式。国家的经济成果与个人如何评价生活，需要各自的证据。

Jobstreet今年2月发布的职场调查显示，快乐组有72%自述有动力在工作中额外付出，不快乐组为13%。其完整报告说明，Nature受SEEK委托于2025年10月至11月在线调查了1008名居住在新加坡、18至64岁、当时处于就业市场的受访者。这些回答反映投入意愿，不能当作绩效结果，但至少呈现了工作满意与积极投入可以共存的经验。

同一调查中，快乐组也有41%自报因工作倦怠或精疲力尽。对这部分受访者，满足感与消耗同时存在。改善工作体验因此不必以降低追求为前提：可以分别检查任务是否有价值、员工是否得到成长，以及排班和流程中有没有能够减少的负担。具体调整的效果，需要在岗位上评估。

杨荣文提到的高士气，值得放进这样的比较中理解。高士气本身是值得重视的积极结果；若要了解它如何维持，还需知道员工看重的是使命、团队、职业机会还是其他条件。AsiaOne报道未提供当年调查的详细题目与样本，因此不能替两个部门选定一种解释，也不能把今天的职场数据当成对当年经历的反证。

2024年12月1日生效的劳资政弹性工作安排申请指导原则要求雇主在两个月内答复正式申请。根据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的指引，成本明显增加、产出受损或岗位确实不适合等合理业务理由，可以成为拒绝依据；申请并不保证获批。员工的生活需要与企业的运作要求，都可以在同一项安排中具体讨论。

黄循财在2026年新年献词中也提出了明确目标：让国人从经济进步中受益，并改善教育、住房与医疗等基本生活保障。这是政府的施政承诺，成效需要另作检验。

从产业升级到增加水源，应对风险所积累的能力，可以用来减少下一次面对同样问题时的脆弱性。放到个人身上，一项技能训练的价值，要看能否换来更好的岗位、收入与选择；放到企业和政府身上，则要看投入是否带来更可靠的生产与服务。检视这些结果，才能分辨哪些付出值得继续，哪些工作方式已经可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