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参崴上的小学生：当"爱国教育"撞上"东方统治者"

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约一千五百名来自俄罗斯、中国和老挝的儿童参加了一场为胜利日预热的游行。其中一支中国学生方阵身着仿抗战时期军服走过广场。对许多中国网民来说，真正刺眼的不只是画面本身，而是这座城市的旧称，是海参崴。

5月3日，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国际儿童游行。俄罗斯和中国媒体公开报道均显示，约1500名儿童参加活动，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和老挝的学生。活动很快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争议。批评者质疑，把中国低龄学生组织到海参崴参加这类带有强烈军事象征意味的公共仪式，既暴露了历史教育中的选择性，也折射出民族主义叙事在现实政治中的可塑性。

争议在5月6日进一步放大。人民日报社主管的《平安校园》微信公众号发文《海参崴的街头，中国孩子究竟在为谁欢呼？》，称此举是“恬不知耻的表演”，并写道，“外交需要务实，但再务实也不能把民族尊严和历史记忆一起贱卖”。在中国官媒体系内，这样直白而尖锐的批评并不常见。

地点本身就是争议

海参崴之所以敏感，首先因为它承载着近代中国关于领土丧失的历史记忆。1860年11月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土地被割让给沙俄。海参崴此后成为俄国远东的重要军港和城市。Vladivostok 一名通常被解释为“统治东方”或“征服东方”。

这段历史并不隐秘，但在当代中国公共叙事中，它往往不像对日战争记忆那样频繁被激活。正因为如此，当中国一年级学生穿着仿抗战军服出现在海参崴广场时，许多批评并不是针对孩子，而是指向组织者：同一套爱国主义语言，何以在不同对象面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力度和方向？

近年的爱国主义引发的悲剧和乌龙

近年中国社会中针对日本的敌意事件频发。2024年6月24日，苏州一名日本母子在校车站遇袭，试图阻止凶手的中国籍校车引导员胡友平伤重身亡。苏州市中级法院2025年1月23日一审判处被告周加胜死刑。中国外交部随后于4月16日通知日方，周加胜已被执行死刑，但公开报道未披露具体执行时间地点。

同年9月18日，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10岁男童在上学途中遇刺，次日不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24日一审判处被告钟长春死刑。中国外交部于4月21日通知日本驻华大使馆，钟长春已被执行死刑；同样，公开信息没有披露具体执行细节。判决书称，被告为“博取网络关注”而购刀作案，但这一司法定性并未终结外界对社会氛围与舆论环境的追问。

回看2012年反日示威中的打砸、近年多起围攻和服拍摄者的事件，也都说明一个事实：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被动员起来，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不可控的。它可能先指向外部对象，也会反噬本国公民、商业秩序和公共空间。

爱国叙事的可塑性

2023年10月24日通过、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法》，把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化、日常化，也将学校、家庭与社会实践更紧密地纳入同一框架。法律文本本身并不能直接解释海参崴事件，但它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背景：在今天的中国，爱国主义不仅是一套价值表达，也是一套组织方式和公共动员语言。

问题恰恰在这里。爱国主义一旦被高度工具化，它的对象、强度和表达方式就可能随着现实需要而调整。对日本，历史记忆可以被高频调动；对俄罗斯，同样的历史创伤则往往被置于更低的位置。海参崴事件之所以触动情绪，正在于它把这种差异赤裸地摆到了公众眼前。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应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不意味着中俄关系不应发展合作。争论的核心是，当一种教育叙事需要不断根据外交与政治现实切换语气、删减重点、重新排列敌友时，它究竟是在培养稳定的公民认知，还是在训练随时可被重新引导的政治情绪。

不能发声的人承担代价

在这些争论里，最先承担代价的往往不是叙事的制造者，而是两个相对沉默的群体。其一，是那些在情绪外溢中直接受伤的人，包括外国侨民、试图施救的中国公民，以及在舆论压力下失去安全感的普通居民。其二，是被卷入象征政治的孩子。对于一年级学生来说，海参崴不是地缘政治命题，也不是历史创伤现场；他们只是被穿上制服、带到广场、完成一次成年人赋予意义的表演。

也正如此，这场风波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次儿童游行，而是当“爱国”被不断赋予现实用途时，谁来承担越界之后的后果。